在当年的“文革”时期，角逐于政坛的江青做错过很多事。为排除异己、手揽大权，她不惜诬陷、迫害大批老革命家，所犯之罪可谓是罄竹难书、罪行累累。那么，为何当时没人向毛主席揭发此事？直至多年后，江青身边的机要秘书在面对采访时，曾坦言其中真相：“主要有3个原因。”

根据现有资料，在延安那段岁月，江青的行为还算端正，并未显露对政坛的向往。即便产后身体未完全康复，她偶尔会对工作人员发火，但这不过是对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并未采取任何手段来伤害他人。

自国家奠基之始，江青便携带爱女，随毛主席迁往中南海居住。起初，她并未肩负任何职务，然而，她坦诚自己闲散无事，因此屡次向毛主席提出请求，期望能够投身于一些具体的工作之中。

鉴于江青在戏剧及文艺领域所展现出的扎实功底，她被委以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重任，同时担任文化部电影局的顾问。这一举措无疑旨在让她充分发挥其专业才能。

在担任要职并投身工作之后，江青摒弃了往日那份宁静隐逸的生活态度，开始热切地投身于并亲自指导京剧的革新事业。1963年，她亲自审核并推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部现代京剧作品，这些作品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狂潮，并被广泛誉为京剧的“样板戏”。

至此，江青逐渐崭露锋芒，其勃勃野心和真实意图亦逐步浮出水面。紧接着，她娴熟地运用文艺界的影响力，大肆宣扬“左”倾思想，以京剧改革为幌子，实则是在为自身树立“文艺革命领军人物”的形象，大肆造势。

随着“文革”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她便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物紧密勾结，兴风作浪，展开了一系列篡夺权力、迫害无辜的活动，由此酿成了诸多令人毛骨悚然、听闻不禁心生恐惧的冤假错案。

在此期间，有人曾向毛主席报告相关情况。但面对江青的指鹿为马、混淆是非，众人也不敢深究，生怕因此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紧接着，江青的健康状况愈发令人担忧，为此她不止一次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寻医之旅。回国后，她不幸患上了畏风、畏光、畏声的怪病，时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泄怒火，稍有不慎便动用体罚或予以驱逐，家中常常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鸡飞狗跳。

毛主席洞悉她的性情，因此在内心中既感愤懑，又不禁感到无奈。他不得不多次向工作人员表达歉意，并尽力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够因为他的原因，对江青因身体不适而情绪失控的行为予以谅解。幸好，此类事件并未酿成严重后果，也未造成显著的迫害或恶劣影响。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江青彼时权势滔天，地位尊崇，尤其是在那段“非常时期”的十年间，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她的影响力几近无人能敌。在那个年代，敢于与她正面交锋、不畏触怒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尤其是那些经验尚浅、目光短浅的职员，他们当时根本未曾想到江青终将遭受倒台的命运，更别提被推上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正因如此，诸多原因促使他们纷纷对她献媚、讨好，企图借此避过这场灾难。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忧自己可能成为她报复的对象，因此沉默不语，不敢透露任何信息。一旦稍有言语，必将遭受打压与限制，最终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