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如培根所言，“性格决定人的命运”，然而，他似乎仅触及了真理的一半。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另一半正是机遇或所谓的运气。若非如此，我们便难以解释为何性格相仿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却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景象。

源自山西交城山脉的华国锋，在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征至湖南省后，便接到命令暂时驻足。彼时29岁的他，凭借过往在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担任政委的丰富经验，立刻被委以重任，成为湘阴县解放后的首位县委书记。在湖南，他扎根于此，一干便是27载。直至1976年10月，他荣升为中共中央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如同毛泽东一般挥手致意，这才卸下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双重职务。

在华国锋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湖南的官场生涯，尤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间，虽未曾经历显著的破格提拔，总体而言，其发展路径尚算平顺，未曾遭遇太多波折。他从担任县委书记起步，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攀升，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夜，他已成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身兼湖南省副省长的职务。

在这段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一职以及韶山灌区工程总指挥长兼政委的双重身份，成为华国锋日后得以晋升至中央领导岗位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华国锋担任了毛泽东故乡湘潭的“父母官”以及多次在韶山游览时担任韶山水库工程指挥官的经历，使得毛泽东在众多地、省级干部中特别关注并青睐这位党内晚辈。正是这两个职务的稀有与独特性，使得华国锋一旦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便在情感上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毛泽东的特别宠爱和关照。

1955年，华国锋担任湖南省湘潭地委书记期间，他大力推动阶级斗争，并派遣地委工作组深入湘潭县旗梅乡进行实地调研。随后，他撰写了一份题为《旗梅乡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的动态》的调查报告，并上报至中央。该报告迅速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与高度赞誉。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更是全文刊登了这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

195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见了中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共同商讨农业发展规划事宜。在会议中，毛泽东询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你听说过湖南有一位表现优秀的地委书记吗？”

周回答：“周惠。”

毛说：“怪姓。”

周即说：“华国锋。”

毛说：“对，就是他。”

周旋于湖南政坛之后，省委果断决定，将华国锋擢升为省文教办公室主任，继而又赋予他省统战部部长的重任，从而跻身省级领导行列。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华国锋与于明涛同在九月被增补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然而，这次增补并非源于毛泽东的亲自指示，而是湖南省委在周小舟离职后进行的一次组织调整，华国锋是以副省长的身份被纳入其中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

然而，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注定难留痕迹的人物，以及一个在当时看似微不足道、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源头改写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乃至人生轨迹，让他以鲜明的形象烙印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篇章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这位在1967年不经意间引领华国锋踏上仕途与人生旅程的关键人物，名为章伯森，彼时他身为中共湖南省委的重要领导之一，官至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副省长。

在1967年，湖南省的文革运动主要围绕两大群众派别之间的派系斗争展开。其中一支以“工联”和“湘江风雷”为核心力量的造反派队伍，主要由工人构成，尤其是大工厂的产业工人占据了多数。他们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当时的政治立场是针对省军区，原因在于1967年初，省军区曾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并一度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骨干逮捕入狱。

另一阵营则以湖南省内八所高等学府的红卫兵组织“高司”为核心，并吸纳了部分工人力量。“高司”红卫兵曾是湖南地区最早的造反先锋，标志着湖南造反运动的起始与推动。然而，在争夺省委权力的策略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组织产生了分歧，加之省军区奉命介入并给予有力支持，使得“高司”转而采取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坚定立场。正因这一政治立场，“高司”赢得了多数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中党员和团员的支持，从而被赋予了“保守派”的标签。

两大派系的交锋无疑是异常激烈的，从贴满大字报的墙壁上挥洒笔锋，直至演变成武力冲突，乃至枪炮坦克列队对峙，其态势宛如“生死存亡”的决战，不可调和。每一方都渴望彻底击败对方，从而独揽湖南省的权力。

在文革期间，各群众组织之间的激烈争斗，绝非仅仅是他们自身之间的纷争。随着运动不断深化，党政军各界的成员也难以置身事外，纷纷卷入其中，选择站在某一派别的立场上。

湖南省军区无疑坚定地站在“高司”阵营一方，然而，“工联”势力亦非无武装力量作为依托。解放军在湘的军事院校以及47军野战部队亦相继表态，支持以“工联”为主导的造反派运动。

省委书记们同样未能免俗。所谓“亮相”，在文革期间指的是各级党政领导公开表明对某一群众组织或派别的立场。然而，当时的党政领导并未享有军方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那样的特殊权力。因为那时主要被批判和打倒的“走资派”仅限于地方干部，而军人则相对安全。军队受中央指令“支左”参与地方事务，多以高高在上的“裁判”形象出现，而群众组织则以得到军队支持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一群众组织的支持，实则带有“依附”的意味，而且这种支持是否被对方接受，也并非必然。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的候补书记章伯森公开发表声明，毅然“亮相”对造反派查封《湖南日报》的行为表示支持。

5月12日，章伯森带领25位省、厅级领导干部联名发布《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公开表态，坚决站在“工联”造反派一边，并对省军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予以严厉指责。

在同一时间段，5月9日，为了能够随时对省委的“走资派”进行批判，“工联”方面则悄然将华国锋等人士拘押至其下属的长沙汽车电器厂（简称“汽电”），该厂当时已被造反派掌控并拥有极大权力，实施软禁措施。5月19日，"工联"及其他造反派组织更是举行了一场大型集会，对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以及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进行了批判和斗争。集会结束后，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游行活动。

可见，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章伯森虽已明确表态支持“工联”等反抗势力，但他身为一位政治经验深厚且精通官场伎俩的老干部，自感其省委候补书记的身份，作为首位支持造反派省级领导的掌舵者，分量仍显不足。于是，当他站在“工联”这边时，便提议“工联”应主动接近华国锋，努力争取他也能够“倒戈”，公开发声支持“工联”的造反派行动。

首任第一书记张平化，现已被中央调往北京，接受相应的审查。

第二书记王延春，经中央明确认定，涉嫌存在叛徒行为。

书记：周礼，半离休；

书记李瑞山，中央决定将其调任至他省，其后担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

书记：胡继宗，调离职务；（继任者担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模糊。

书记：万达支持“高司”派。

书记：华国锋，态度未定。

书记：于明涛，态度模糊。

候补书记章伯森已明确表示，他将站在工联造反派的一边。

候补书记苏纲，其态度摇摆不定，外界传闻其存在叛徒之嫌。

经章伯森成功说服的“工联”领导层迅速行动起来，其中“工联”的首脑胡勇亲自出马。胡勇当时年仅31岁，是一名汽电厂工人，并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亲自前往“汽电”厂，与被软禁于此处的华国锋进行谈话，期望华国锋能效仿章伯森等人，公开发声，支持“工联”及其它造反派组织。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战战兢兢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在1967年的五月与六月，湖南地区的造反者对于华国锋的态度，以及华国锋自身的心理状态，竟与五十六年前那段历史画卷在外观上展现出一种微妙的一致性。

彼时，华国锋虽未敢正面反驳胡勇的提议，却以诸多琐屑的借口，含糊其辞，迟迟不肯明确表态。

当时湖南的两派争斗愈发激烈，胜负难料，胜负未分，胜负之数尚悬而未决。尽管“工联”造反派声势浩大，但“高司”派亦不容小觑，尤其是得到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支持的“高司”派，龙书金曾为“林副统帅”的得力干将，且深受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信赖。面对此情此景，秉持“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是不会轻易显露自己的立场。他虽口头上表示应支持造反派（因远在北京的中央亦站在造反派一边），却又强调不能仅支持“工联”等特定造反组织，并且表示自己必须遵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宜随意公开发表意见。

对于华国锋所持有的这种模糊立场，胡勇等人深感不悦。经过多次尝试，发现讨论并无成效，于是他们决定将其置之不理，转而寻找更合适的合作对象。在那个时代，尽管造反派尚无法随意将领导干部推入绝境，但将他们划入被打倒的“走资派”行列，进而推动中央降低其职务或撤销其官职，却并非难事。假若华国锋当时没有被造反派选中，本有望作为一位“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进入省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然而，他却被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遭受打压，或是被搁置一旁长达数年无法工作，或是被送入“学习班”接受“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后续发展如何，华国锋获得毛泽东的认可与关注，进而得以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历史差点转弯。

依旧章伯森，在关键时刻，不经意间再次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引领其向着令人意外的轨迹发展。

湖南省在文革期间的情况，中央高度重视，实属必然。毕竟，湖南乃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在混乱局势得以平息之后，中央领导层普遍期望能够迅速组建一个由造反派代表参与的省革命委员会，这已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望。

1967年6月15日凌晨4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拨通了章伯森的电话，紧急指示他即刻陪同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一同前往北京，就湖南省的文革局势进行汇报。当天上午11时，章伯森便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力量——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人，迅速搭乘飞机启程赴京。

6月16日午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同志，并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详细汇报。

五日之后，即6月20日，在北京，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负责人胡勇一同，向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汇报了湖南军区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肖华随即向他们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邀请华国锋进京。

6月20日傍晚，章伯森喜形于色，从北京拨通了长沙的通话，传达了周总理的指令：要求华国锋于次日清晨前往北京。

6月15日，章伯森抵达北京后，反复向中央领导阐述华国锋的情况，并恳请中央允许华国锋重新参加工作。鉴于此，周恩来总理随即指示，要求华国锋即刻赴京汇报。

此事，最大的受益者非华国锋莫属，他当时的心情无疑洋溢着喜悦。

那时，章伯森似乎比华更为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以付诸实施。

“工联”的领导胡勇于20日下午即刻从北京乘机返回长沙，紧接着便直奔“汽电”厂，向华国锋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这一次，华国锋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半点推诿，立刻就明确表示支持“工联”的造反派，并迅速撰写了一份“亮相”声明。

（一）纠正错误，立志重返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

（二）在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中，（省军区）利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名义打击造反派的做法是错误的。

（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派系，实为党内走资派所倚重的工具。

（四）力挺“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两位同志看齐学习。

21日上午11时，华国锋在“工联”造反派首领胡勇的伴随下，自被软禁的“汽电”厂启程，乘坐汽车驶往长沙机场，准备登机前往北京。

华国锋一旦踏上飞机，立即，“工联”便迅速以大幅标语和传单的形式，将他的声明公之于众。由此，后来的造反派们常常戏谑地称，华国锋是在“空中登场”，仿佛是在“云雾缭绕之中”亮相。

此“亮相”背后另有一番说法：在华国锋即将登机之际，“工联”要求他作出表态。然而，华国锋自被囚禁四五十日以来，对外界情势一无所知，故回应道：“无法表态。”一位名叫黄的“工联”常委越权行事，擅自起草了一份声明，实则借华国锋之名，声明内容是对“工联”的支持。此说之佐证在于，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曾对华国锋直言：“你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主动站出来的，而我们则是被中央提拔上来的。”

至于究竟哪一说法能够确证为史实，时至今日，已难以追溯查证。

6月24日，"高司"阵营公开发布了一份告示，声称华国锋的公开声明，实为在遭受“工联”持续一个多月的斗争后，由“工联”起草并强迫华国锋签署的文件。故而当华国锋踏上飞机的瞬间，便宣布了该声明的作废。

针对这一传闻，6月27日，华国锋特地从北京来电澄清道：“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绝不可能在所谓压力之下，将非己之见强加于己，用以误导民众。因此，我明确表示，我所撰写的大字报真实地反映了我的思想，绝非受逼无奈之作。恳请大家切勿轻信流言蜚语。”

华国锋的来电，随即被“工联”成员抄录成大幅标语，迅速遍布长沙市的大街小巷。

1967年6月21日，这一天，华国锋踏上了从长沙至京城的征程，亦是他职业生涯与人生轨迹中的关键起点。正因这一天的京城之行，才成就了他在九年之后登上天安门、进驻中南海，迈向权力之巅的辉煌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华国锋被指定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位领导人（位居首位的是率部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而章伯森则排在华国锋之后。

翌年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华国锋顺理成章地担任了省革委会的实际第二领导人。尽管主任之位依旧由47军军长黎原担任。

1969年春季，在中共“九大”的召开之际，以湖南省代表团团长之职，华国锋初次踏入中共中央委员的殿堂。

1970年四月，华国锋接替了调离湖南的47军军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年十二月，他又肩负重任，担任了新恢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然而，自此之后，华国锋频繁被抽调至中央工作，实际上主持湖南省委日常事务的是由广州军区副政委一职上调而来的卜占亚（担任省委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尽管如此，湖南省的最高领导权依旧牢牢掌握在华国锋手中。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共中央于10月3日郑重发文决定，备受毛泽东器重的华国锋同志，被增选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副组长，并调至京城任职。自此，他正式加入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行列，相当于副总理的职责范围，正式步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开启了他在中央政府工作的职业生涯。尽管如此，他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上，仍一直兼职至1977年。

1967年6月，华国锋毅然公开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由此踏上了省革筹负责人的岗位。同年9月17日，他幸运地获得了正在湖南视察大江南北的毛泽东的亲自召见和亲切交谈。在此次视察期间，毛泽东接见的都是各省军政领导中的第一、二把手，而华国锋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次召见无疑让毛泽东对华国锋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日后在仕途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关键的基础。

1969年11月12日，毛泽东莅临湖南视察之际，再度接见了华国锋。他详细询问了湖南的局势，对当地的情况以及华国锋的工作表现均表示高度满意，从而加深了对华国锋的深刻印象，对其好评如潮。

若非1967年6月华国锋对造反派的支持与公开露面，可以断言，他不会、亦无权获得那些无疑将深刻影响其未来命运的召见。因此，华国锋与当代中国的历史，或许将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象。

章伯森，安徽桐城人士，于1915年出生（比华国锋年长五岁）。1938年，他投身革命，奔赴延安。1949年，他随人民解放军黄克诚将军的部队南征至湖南，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行长。1958年，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副省长。1963年，他进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行列，并于1964年担任省委候补书记。

在文革期间，1967年8月，他受中央委派，担任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副组长一职。随后，于1968年4月，随着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他亦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副主任。

自“四人帮”倒台之际，于1977年因涉嫌“追随四人帮，煽动反党乱军”的指控，遭受停职与审查之苦。至1984年3月，经党中央批准，其党籍被开除，职务亦被撤销，工资级别更是降级一级。遗憾的是，该同志于1995年与世长辞。

胡勇，来自湖南省湘潭县，曾为长沙汽车电器厂的辛勤工人，彼时身为长沙“工联”一号的核心人物，年方31岁。

1968年4月，中央政府委以重任，任命他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他曾于解放军第47军（当时驻扎于海南）担任过职工，却未曾料到，文革期间，前来湖南支援的正是47军。于是，在省革委会的报告中，他昔日于第47军任职时的众多首长，乃至首长的首长们，都只能站在台下聆听他的发言。

1968年10月，正值文革热潮，胡勇在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与47军一位副政委的引荐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原本，在文革期间，中共地方党组织已经停止了活动，入党之事几乎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鉴于胡勇在当时对于湖南局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央特此作出特殊安排，让这位特殊人物成为中共队伍中的特别一员。

在1968年国庆佳节，胡勇有幸以湖南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摩盛典。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就座于观礼台第一排正中央左侧，与毛泽东主席的座位相隔仅六个位置。在那天，与胡勇一同坐在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中，他距离毛主席最近（其他三位分别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毛泽东得知胡勇同样是他的家乡（湘潭）人后，特别在城楼休息厅内召见了他，两人交谈了几分钟。毛主席询问了湖南的文革情况，并对胡勇的个人情况也进行了关心。然而，正当他们的交谈进行得正愉快时，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突然进入观礼厅，希望见毛泽东，这不得不使得他们的谈话中断了。但即便如此，能获得此等殊荣的全国造反派工人，除了后来的王洪文之外，恐怕再无人能出其右。

“我的这个同乡（即胡勇），是否就不担任中央委员了？我认为，不宜特别照顾老乡。”

毛泽东所提及的“老乡”，并非泛泛指称湖南籍人士，实则专指他故乡的湘潭县人。恰巧，胡勇便是湘潭县的同乡。

或许是因胡勇的党龄尚显稚嫩，不宜担此中央委员之重任，亦或是毛泽东深知，不欲他人因迎合他，在故乡问题上大作文章。无论如何，胡勇自此便与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无缘。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总理随即安排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及其夫人项辉芳，前往胡勇的住处进行安抚。他们向胡勇传达了其不再列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消息。

因此，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湖南工人造反派首领，换成了“工联”的二号人物唐忠富（长沙曙光电子管厂职工，早在文革前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晋升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而位居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从此便失去了成为中委的资格。

四人帮覆灭之后，胡勇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审查。起初，他的所有职务被撤销，并被拘禁审查。1982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自1976年被拘禁审查之日起计算）。刑期结束后，已年满55岁的他选择投身商海，创办了一家工厂，亦曾涉足公司经营，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然而，随着生意日渐难做，他最终选择关闭企业，彻底淡出商界，安享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他每日或于公园练习太极，或与几位好友搓麻将、玩扑克，或垂钓消遣。

四人帮倒台后，香港一些报刊说，胡勇是华国锋的人，将会得到华的保护。

事实上，这种局外人的看法并不准确。自1970年始，华国锋从未对胡勇施以任何恩惠，更遑论在四人帮倒台后指示对其从宽处理。假若当时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确实有意庇护胡勇，尽管其职务可能难以保留，党籍亦恐难以保全，但至少胡勇的牢狱之灾或许可以避免。然而，华国锋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胡勇所面临的惩罚也并未得到任何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