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共产国际代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1928年6月，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共产国际代我培训通信人员。

中山大学学员

共产国际采纳建议，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选派6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他们是：

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

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

这六人中，除了陈昌浩因工作调动而中途退学外，其他人都坚持学完了规定课程。

1930年秋，五位开创者毕业，相继回到了国内。

东方大学学员

1929年1月，共产国际另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留学生中，又挑选了4人:

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

派他们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有、无线电通信技术。

1930年4月，学习结业之后，四人回到上海。

上述9人，就是我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培训出的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他们回国后，在中央特科领导下，担负起了建立无线电通信的工作。

2

李强

在上海秘密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

在共产国际为我党代培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同时，党中央在上海也秘密地开始了这项工作。1928年秋，周恩来亲自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学习无线电机务，准备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

李强接受任务后，开始自学无线电收发报原理，并在绍敦电机公司经理蔡叔厚掩护下，在该公司设一地下工厂，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练习组装。

1928年10月，周恩来又指示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设法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张沈川，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电台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并于1929年5月毕业。

1929年10月，李强、张沈川分任机务和报务教员，开始秘密培训无线电报务人员。

参加学习的有10余人：

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

曾华伦、喻杰生、王有才

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

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

1930年6月，党中央指示，张沈川再培训20名报务员。

1930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现巨鹿路391弄12号，张沈川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为便于掩护，对外称：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

1930年12月17日，由于隐蔽不周，训练班遭敌破坏，工学人员20人被捕。

在这之后，伍云甫、王子纲、毛齐华等遵照中央指示，吸取教训，以更隐蔽的方式，又相继培训了10余名报务员，其中有：

宋侃夫、徐萍、周德元、朱帮英、

蔡威、杨兰史、刘进、胡白天、王逸群

3

发芽

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通信人员

经过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和组装收发报机，党中央首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台，在香港建立了南方局电台。

1930年1月，上海中央台、香港南方局电台沟通了联络。

从1931年1月起，开始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人员。

1931年1月后，派报务员喻杰生携带50瓦电台一部，到洪湖革命根据地。不久，喻杰生病逝，党中央又派报务员刘进、胡白天和机务员李文采到洪湖工作。

1931年2月至9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翁瑛、杨兰史、朱帮英、周德元、徐萍、罗贵昆、王逸群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0月，派宋侃夫、徐以新、王子纲、蔡威到鄂豫皖根据地。

以上这些同志到达各自的根据地后，先后与上海党中央和以上各根据地之间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事业蓬勃发展。

由于无线电通信的建立，党中央和各根据地之间便架起了空中桥梁。敌人对根据地的任何分割封锁，都阻隔不了党中央同各地红军的紧密联系。

从此，党中央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加强了对红军的战略指挥。各地红军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之下，互相呼应，协同作战，更加提高了战斗力。

同时，党中央派无线电通信人员到红军中去，不仅建立了无线电联络，更具意义的是为红军输送了一批通信领导骨干，为以后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另一条道路

上面说的是我党我军自己培养通信人才的情况。

而通信装备的获得，则要靠缴获了。据统计，在一至五次反围剿中，单红一方面军就共缴获敌军电台35部，为迅速建立和发展无线电通信提供了物质条件。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省宁都起义。随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有40余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并带有8部收、发报机。

实际上，除了缴获敌军的电台来装备自己，我党我军还重视并启用被俘的、起义的国民党的通信技术人员。

王诤

在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不断有敌军电台人员参加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对这些人员，采取了团结教育和大胆使用的方针，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使之为红军服务。

王诤就是最高代表。

王诤，原名吴人鉴，开国中将，江苏武进人，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30年11月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红军在龙冈全歼了国民党军第18师，在这次龙冈战斗中俘获了包括王诤在内的10名电台人员。

王诤、刘寅参加红军的第三天，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就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勉励他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王诤遂改名，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

王诤被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队长。

1931年年底，王诤又被任命为无线电总队总队长。

后来，成立军委通信联络局时，王诤任局长，也就是军委三局局长。

队长、总队长、局长。这是王诤的提升之路。

其他许多同志也都被我军委以领导职任，如：刘光甫担任军委通校校长，陈士吾、闫知非、沈毅力、张瑞等担任通校教员，范文谦、闻述尧、海风阁、荆振昌等担任了无线电中队队长或报务主任。

军委无线电学校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1931年1月28日，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亲自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各部队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1932年2月初，第一期训练班开学，由王诤、冯文彬任训练班负责人，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任教员。学员分报务、机务两班。

这些学员大都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连队指导员或党团支部书记，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低，但年轻聪明，心灵手巧，思想觉悟高，学习刻苦努力，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训练，就毕业分配了工作。

训练班办至第3期，改称军委无线电学校，到第5期时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从第6期起，学校扩大招生范围，由过去的单一无线电队，增设了电话队、司号队、旗语队等。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通校办到11期，共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

5

王诤的贡献

关于无线电通信，最精彩的莫过于长征中，党中央、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了。

红二、六军团电台

误认为联络上了中革军委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突然与中革军委电台失掉了无线电联络。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

受敌重兵包围，又得不到中革军委的指示，处境十分困难。于是，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主力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作战略转移。

与中革军委失去联络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仍用原联络频率、呼号坚持守听与呼叫中革军委电台，但连续3个多月联络无效。

1935年9月29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总司令部电台沟通了联络。

总司令部电台用的是中革军委原先与红二、六军团联络时的频率、呼号。

因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便误认为与中革军委的电台恢复了联络。他们不知道，这时的总司令部正为张国焘所控制。

中革军委电台

对红二、六军团的呼叫

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中革军委指示军委三局局长王诤设法与红二、六军团恢复联络。

1935年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决定，要尽快地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

王诤、陈士吾等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和中央决议精神，亲自上机值班，细心寻找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的信号。

中革军委联系上了红二、六军团

1936年1月27日，红二、六军团进驻贵阳附近的龙里县。

一天晚上12时左右，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由龙振彪值班，正与四方面军的总司令部电台通报，当总司令部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的时候，中革军委电台插进来呼叫，因其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有变，引起了龙振彪的怀疑。

龙振彪问：“你是何台？”

中革军委电台上机的是王诤，王诤回答道：“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闫队长（闫知非）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闫知非上机后，双方约定了保持联络的办法。

周恩来的明码电报

在以后的联络中，中革军委发来了一份明码电报，内容为：“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

这份电报是周恩来发给任弼时的，说明原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留在了四方面军。

红二、六军团同中革军委的联络虽已恢复，但由于没有密码本，不能正常通报。

为此，中央曾致电张国焘，让他把密码告诉中央与红二、六军团，但张国焘拒不执行。

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用临时约定的简便密码告诉二、六军团：约定的密码不一定可靠，来往电报经由四方面军代转有利于红军团结，双方暂停联络。

于是，红二、六军团与中革军委的直接联络又告中断。双方来往电报，只好经由红四方面军电台代转。

任弼时的贡献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会师后，任弼时从四方面军要来了密码本。

江文、闫知非在总司令部三局局长宋侃夫帮助下，解决了同中革军委联络用的频率、呼号。

很快，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便同中革军委恢复了联络。

沟通后，曾收到中革军委三份重要电报：

一份是，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辖二、六军团（称二、六军）和32军。

一份是，中革军委发给任弼时亲译的电报，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与一方面军会合，共同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 。

第三份电报，规定了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主要内容是迫蒋抗日，紧密联合东北军，发展甘南根据地。

由于电台联络的恢复，及时得到了中央指示，张国焘的分裂阴谋遭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最后，在党中央的再三敦促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二、四两个方面军经过3个月的行军作战，至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终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