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与周恩来，两位均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吴国桢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曾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以及“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周恩来则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协助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最终成功夺取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们在少年时期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成年后却成为了政治上的对手，他们关系的变迁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尽管关于他们交往经历的文章颇多，但大多非学术性著作，且资料多来源于传闻。本文基于吴国桢已发表及未发表的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力图描绘出吴国桢眼中的周恩来形象，并着重展现两人数十年间友谊与斗争的交织。

一、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在两年间，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分享着内心的思想和青春的理想”，“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能达成共识”，以至于旁人常将他们誉为“三剑客”，他们甚至一度想要效仿《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的三结义。他们的共同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人皆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国桢眼中，当时的周恩来“是彻头彻尾的孔子信徒”，他绝对想不到，这位未来的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

周恩来先生乃一位杰出的学子，在中文领域里成绩斐然，名列榜首。他曾积极参与演讲赛事，却因声音过于尖锐，未能展现出色表现，仅荣获第五名。然而，他具备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南开大学创立了一个趣味横生的社团——“敬业乐群会”。他对我格外青睐，鉴于我那时年龄尚幼，便在社团中设立了童子部，并亲自委派我为部长。在此期间，我养成了撰写日记的习惯，他时常翻阅我的日记，并给予高度评价，不时在社团的月刊中予以刊登。周恩来先生亦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活跃于学校的话剧社团。他外貌清秀，声音尖细，若排演戏剧，他往往担纲女主角。他曾邀请我也加入剧社，尽管我演技生疏，鲜有适合的角色，但他巧妙地安排，让我扮演一位无需过多表演的夫人侍童。他在女性角色上的演绎堪称出色，每年南开大学都会上演一出面向公众的剧目。他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常常收到无数崇拜者寄来的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1914年12月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6年5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以及1917年6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周恩来亦是校园内外各项活动的活跃分子，1916年10月初校内演讲比赛中，他实际荣获第五名，前四名选手分别为郑道儒、马骏、段茂澜与孔繁矞。至于敬业乐群会，是由周恩来与二十余位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于1914年3月。周恩来最初担任智育部长，继而后继担任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及《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5年夏日，童子部成立，吸纳了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学生，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工作，李福景担任部长，而吴国桢则成为部门的重要骨干。

周恩来曾是南开中学剧团的核心成员，积极参与编剧、导演、布景工作，并成功出演了多部新剧。他的才华得到了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革命话剧的先驱”。彼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以反封建为核心的新剧运动应运而生，成为旧剧的对立面。南开中学剧团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校长张伯苓的积极推动。所演剧目多取材于现实，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校内校外观众的喜爱。然而，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完全开放，男女演员无法同台，女角均由男演员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担纲女主角，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尽管身为业余演员，周恩来凭借出色的演技，不仅在天津享有盛名，更在北京和上海声名鹊起。实际上，南开的众多师生都参与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主要扮演的是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身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中确实发表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附以篇幅较长的按语。

踏入南开，置身于人群之中，结识的朋友日渐增多……然而，能以纯真相待，如同兄弟般的，却只有两人。其一为李新慧（字福景），其二为吴峙之（字国桢）。新慧比峙之长三岁，聪颖过人，非凡俗之辈。峙之当时年仅十三岁，踏入南开时年仅十一岁。初见即觉得他才华横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方始领略到峙之的才华，实乃勤奋修炼之成果。他自幼便天赋异禀，加之家庭教育的熏陶，不断磨砺，终成一块美玉。阅读峙之的家训和日记，深知其修养之纯厚，未来的成就无可限量，不禁感叹世之子弟若非有良好家庭教育之根基，难以成器。不仅如此，我对新慧、峙之，始终抱以真诚之心。每当见到新慧，便使我愁云消散，喜笑颜开，愿与他畅谈一整天，实在一日不能无此君。而与峙之相逢，则促膝谈心，挥洒自如地讨论学术，在欢乐愉快的氛围中，更显庄重之气，心灵因而变得清澈明亮。因此，尽管两位都比我年轻，但他们却是我宝贵的益友和诤友。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周、李、吴三人之间独特的契合，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品格以及学识，都抱有极高的敬意，并预见了他这位挚友的辉煌未来。吴国桢自四五岁起便展现出非凡的天赋，甚至能熟练地倒背《三字经》，被誉为“神童”。周恩来对这位年轻的小弟的特别偏爱，自有一番道理。

吴国桢的日记被公开发表的部分共计十八篇，总字数约达五千字。这些篇章主要记录了他阅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经典著作时的感悟，以及他在校园中的学习与生活点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三篇直接触及了他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而这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吴国桢提及周恩来最早的文字记载。

闲暇之余，我与周翔宇（恩来）、刘浩、沈祖征等好友商讨关于球队训练的诸多事宜……

四月八日，我与会中童子部队的队员们一同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参加筐球比赛。当天清晨七点半，我们从学校出发，共有十一人同行，其中包括姜更生先生，他担任我们的向导。会长周翔宇先生亲自送我至门口，并祝愿我们凯旋而归……

在与友人周翔宇课余闲谈之际，谈及会务之道，翔宇言：“处理会事，应秉持开诚布公的原则，对于对会务有益之事，务必全力以赴，方能推动会务的蓬勃发展。”我则回应道：“岂止如此，治国之道亦同理。现今袁项城因待人无诚，终至陨命，便是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此言岂非信哉？”翔宇听后，连连点头，赞道：“善哉，汝言甚是！”

在长达三年的紧密交往中，吴国桢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疑团。那就是周恩来虽谈锋甚健，却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对父亲的往事也绝口不提。“尽管他频繁造访我位于北京的居所，却仅邀请我前往他天津的住所一次。在零星的闲谈中，偶尔能从他口中得知一二，我推测他的父亲或许早已离世，亦或是深陷某种令人耻于启齿的丑闻之中。”基于这些观察，吴国桢得出结论，周恩来或许正面临着某种家庭困境。

1917年夏日，吴国桢尚未完成学业，便捷足先登，进入了北京清华园的殿堂。与此同时，周恩来亦在获得南开中学的毕业证书后，与吴国桢同日踏上征途，于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间远赴东瀛深造，期间曾抽空归国省亲。翌年5月，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两人分别在京城与津门响应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同年9月，周恩来踏入南开大学的校门，次年11月，他毅然踏上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在周恩来出国之际，两人仍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与会面。李福景在离开南开后，亦追随周恩来脚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投身技术领域，长期在京奉铁路担任技术职务，恪守中立，未曾涉足任何政党或政治活动。吴国桢此后时常询问李福景的近况，然因自己长期在南方工作，两人会面的机会一拖再拖，渐渐地，两人之间渐行渐远，直至永别，未曾再重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我们三人无疑都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境况既非富有亦非贫穷。我的家庭充满温馨，而周恩来则不然。他是被伯父抚养长大，尽管他表面看上去一切如常，但我总觉他的内心并不如他所表露的那般轻松。显而易见，他有着勃勃野心，然而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未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不得不自谋生计。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招募了大量能够使用外语的翻译人员随同前往，周恩来可能永远不会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定是充满痛苦的。正是依靠那次机遇，他前往法国，并深入那场由大屠杀带来的欧洲混乱与不满之中，最终狂热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而李福景的情况则另当别论：他同时继承了两家血脉，两个叔叔均无子女，他的生活得到了严密的保护，人生道路自一开始就已被注定，最终成为一名工程师。

二、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自清华学校毕业，随后获得选派赴美国深造的机会。三年后，即1926年，他凭借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所取得的哲学博士学位荣归故里。与此同时，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踏上欧洲之旅，并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回国后，他曾领导组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他携新思想归来。

在美国与欧洲，他们各自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沐浴于西方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洗礼，从而踏上了各自迥异的人生轨迹。吴国桢归国后，始终在探寻周恩来的踪迹，只知道他已回归祖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有人曾向吴国桢透露，周恩来或许在汉口，吴国桢便前往探寻，却一无所获。初归国时，应张君劢之邀，吴国桢曾短暂担任江苏宝山（现属上海）国立政治大学的教授。然而，他的志向终究不在于学术研究，而是投身政界，不久便在蒋作宾与孔庚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在1927至1928年间，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及交际科科长等职务。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其声，正是我的挚友周恩来。”但对方却否认。电车停靠时，该男子迅速下车，未回头便融入人群。此人是否真是周恩来？若然，为何不愿相认？或许自国共分裂以来，周恩来已成为通缉要犯，悬赏高额奖金，他既恐暴露身份，亦怕牵连吴国桢。此乃一己之推测，真相究竟如何，唯有历史可解。

自1928年起，吴国桢转任华中地区，并于1932年初短暂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一职。蒋介石对这位年轻有为、留学美国的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便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当时吴国桢年仅二十九岁，其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扶摇直上。相较之下，周恩来的命运则截然不同。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他在1927年8月1日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此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秘密工作。随后，他又前往江西，投身于中共的根据地。

“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富有理想和智慧的人，我在南开相识的那位，竟然会全心投入信仰共产主义。”那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员，吴国桢的职责之一便是协助清除共产党的地下势力。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大量有关周恩来行踪与活动的秘密情报，对周恩来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尽管我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已有所了解，对其不再抱有任何期待，然而对于曾经的同窗好友，我心中仍存有一丝柔软……总是不自觉地倾向于为他保留一些余地。”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三、合作抗日

历经长征的艰辛与西安事变的波澜，周恩来踏上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征程，抵达了汉口。此刻，他已不再是那个悬赏十万大洋通缉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同时肩负着“陕甘宁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双重使命。

自南京沦陷，武汉三镇跃升为抗日的坚固堡垒，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公务繁重。某日，他结束一天的工作归家，却意外得知周恩来已造访，并留下了一张名片。吴国桢即刻前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位于旧日租界中街89号的大石洋行），于是，两人阔别已久，终得重逢。握手间，彼此礼节周至。在吴国桢看来，尽管岁月流转，周恩来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风貌，他的气质依旧，仿佛年龄和艰难的经历未曾在他那光洁且俊朗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为了重温旧谊，并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设宴款待周恩来。为此，他和妻子黄卓群深思熟虑，鉴于周恩来身份特殊，他们决定举办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仅邀请了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旧友共聚。周恩来那天心情愉悦，老友齐聚，他杯酒连饮，让在座者无不欢愉。“在他对谈话充满热情之际，依旧活力四射。谈及‘往昔的美好时光’，他的脸上便洋溢着感人而恰到好处的温暖。”

饭后，周恩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吴国桢应允了。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

二十年后，重逢的场景表面上洋溢着欢声笑语，然而吴国桢心中却对这位旧友充满了深深的疑虑与警惕。他在1955年曾这样记录：“对于不甚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依旧如故，然而对我而言，情形却截然不同，因为我对他的了解太过深刻。在南开求学期间，我便能凭借直觉，区分出那个擅长扮演女性角色的周恩来，与那个向我敞开心扉、倾诉真情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异。而在汉口的重逢之际，我惊讶地发现，那个真实的周恩来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那个仅以演员身份参与谈话的周恩来……”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

历经岁月的交往与洞察，吴国桢终于深刻认识到：“周恩来已成长为中共中一位何其杰出的人物！”在他眼中，共产党人通常不依赖个人魅力来争取盟友或施加影响，鲜有共产党人致力于塑造自己的风度与个人魅力。然而，周恩来却独树一帜，凭借其非凡的才华，有力地推动了中共的事业发展。吴国桢曾将他所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划分为沉默寡言、狂放不羁、故作愚钝和焦虑不安四种类型，但周恩来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种，他堪称独一无二。

在与毛泽东交谈之际，无论他是否发言，你都难以忘怀他身为共产党人的身份。然而，与周恩来对话，你却会渐渐淡去他共产党人的标签。在与其他共产党人交涉时，你会鲜明地感受到对方言辞的尖锐与立场的偏颇。但若与周恩来交涉，你便会被引导去相信事物的两面性，在彻底弄清真相之前，唯有先信任他的言辞方显公允。

四、针锋相对

提及抗战时期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简而言之，可谓“合作为主，分歧为辅”。然而，在随后的国共谈判以及内战阶段，二者则展现出了截然对立的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执政权而激烈较量的生动写照。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刚到南京不久，他就曾拜访过我。当时国民党军队刚刚占领了长春，他对于武力占领长春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自然，我站在政府一边，那次会谈气氛并不融洽。”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言纯属无稽之谈，切勿轻信谣言，切勿因此恐慌。”10月某日，周恩来再次造访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称自己在沪上活动时常遭受特务的跟踪。吴国桢则辩称，这是出于对周恩来安全的考虑。不久，周恩来离开上海。尽管两人此后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旅程，但自此再未谋面。

那时的上海，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枢纽，亦成为国共两党争斗的焦点所在。在这场激流中，吴国桢时常毫无遮拦地站在冲突的风口浪尖。因此，他多次指责周恩来是造成“混乱”的幕后黑手！在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中，他们作为各自阵营的重要将领，你来我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无硝烟的战场上相互较量。到了1948年底，随着中共军队胜利曙光初现，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成员，将吴国桢列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历来灵活多变，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与上海之际，周恩来仍安排了对吴国桢的策反行动。一位吴国桢的留美同窗受命前来传达中共的意图，但秉持坚定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毅然拒绝了诱惑，拒绝投降。

区分功过是非，各归其位。在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行列里，吴国桢以其亲近民众、勤奋努力及高效能而闻名，其行事风格与传统的官僚截然不同。周恩来对此表示认可并给予好评。1949年4月25日拂晓，北京崇文门外电车公司遭遇一场严重的火灾，共损毁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市公安局官员展现出官僚主义的态度，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道：“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故，领导却未亲自到场，甚至不知情，这比不上吴国桢。吴在重庆任市长期间，面对重庆大火和日军轰炸等重大事件，都能亲自前往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的事，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做不到吗？”基于此，周恩来下令，今后北京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和处长必须亲自前往现场调查和处理。

五、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历经数年的对峙，吴国桢一方突生巨变！在吴氏主政期间，他热衷的“民主政治”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渐行渐远，冲突愈发激烈。1953年4月，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不久后赴美。次年2月，吴国桢借助美国媒体对台湾当局发起猛烈抨击，正式与之决裂。吴国桢虽反蒋却非亲共，甚至其反共立场远胜于反蒋。自流亡以来，他先是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定居，以替报纸撰稿、发表演讲为生，偶尔亦为美国的反共及远东政策提供咨询。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两名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与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专访。访谈内容聚焦于他在1946年至1953年期间担任上海市长及“台湾省主席”期间的政治生涯。在访谈中，有一章节特别探讨了吴国桢与周恩来之间的交往，其措辞相较于《夜来临》一书中的表述，显得更为缓和。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1965年，吴国桢选择定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并在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担任东方历史与哲学的教职，这一职位他一直坚守至1974年退休。据其同仁回忆：“国桢曾不止一次提及他与周恩来同窗之谊，他常常以此经历来阐释周恩来对时局所采取的措施及可能的反应。”显而易见，即便身处异国他乡，身居野外的吴国桢对在朝的周恩来依旧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与吴国桢早在1954年便退离政坛的轨迹相异，周恩来在政治舞台上的生涯直至其生命的终章——1976年1月8日才画上句点。在这二十余年的时光里，他与毛泽东携手，几乎左右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与经济走势，其历史地位与贡献，自有公允而全面的评价。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周恩来对吴国桢亦未忘怀，以下几件事实即可为证。

首先，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在天津与世长辞。在悼念仪式上，周恩来总理曾向南开校友们问道：“小吴能否归来？”

其次，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于50年代初，曾前往湖北寻访同乡董必武，寻求帮助。董必武一见吴经文，便说道：“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将致信周总理，请他协助你。”得知此事后，周恩来总理随即安排吴经文在文史委员会任职，直至他1976年离世。

第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新开启。当时，一群美国华裔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返回祖国访问，其中有多位成员曾与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相识。抵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了他们。在交谈过程中，周总理突然提问：“你们之中，有谁知道吴国桢最近的状况？”他连续询问了几次。尽管团员们普遍了解吴国桢的情况，但大家都相互观望，无人敢轻易作答。

六、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同志离世之际，吴国桢先生深感哀戚。世界各地报纸纷纷刊载悼念文章，纽约的报纸也不例外。吴先生对每一篇都悉心品读。其中一篇提到，周恩来同志每次赴沈阳，必定会亲自探望一位老友，或至少拨通电话问候，这一习惯已持续多年。尽管文中并未点明这位老友的名讳，吴国桢先生却推测此人应是李福景先生。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亲家，俞益元博士，携带着对学术的热情，从美国归来，抵达北京参加一场学术盛会。在此期间，齐燮元的女儿特地前去看望他，以表达她对其先父深厚的情谊（齐燮元生前与俞益元的父亲交情匪浅），并赠予一张周恩来与吴国桢昔日合影。此照摄于1917年南开中学春假期间，两位青年才俊于北京一家照相馆留下了珍贵影像。当时，周恩来年仅十九岁，吴国桢则十四岁。周恩来身着一件轻薄的长大衫，而吴国桢则身着童子军制服。周恩来坐在舒适的靠椅上，吴国桢则站在其后，两人携手而立，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仿佛亲如手足。原本，周恩来和吴国桢各自保留有一张，然而后来均下落不明。至于齐燮元女儿手中的这张照片，其来历亦成谜团。

俞益元归美后，便将这幅照片呈献给了自己的岳父。吴某阅后不禁感慨万千，沉浸于往昔的回忆之中，随之在照片背面挥毫泼墨，吟咏了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篇章之中，凝练地描绘了吴、周之间的交往轨迹，亦饱含吴国桢的哀愁与感伤。他们之间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已化作历史尘埃……在同期人物中，吴国桢与周恩来这类“同窗异路”的情形并不罕见，即便是血缘相连的宋氏姐妹，亦无不如此。由于信仰与政见的分歧，她们直至生命的尽头也未能再次相聚。这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

吴国桢在晚年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1984年9月，他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邀请，计划回国访问，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此期间，他亦计划探访自己与周恩来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不幸的是，6月6日，他在美国寓所突然离世。尽管吴国桢在耄耋之年有重返内地的打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还是出于对故土的深切思念，以及对国家富强的热切期盼。正如他的夫人黄卓群所阐释：“尽管他并不认同共产党，但他对大陆抱有厚望。他曾表示，只要继续如此稳健地发展，五十年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

周恩来自幼便立志“以读书为中华崛起助力”，这无疑是他的深切愿望所在。